在剑桥的时候，我曾经愁眉苦脸的向刘瑜博士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迷茫，希望她指点一二。刘瑜说，问题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在《
搏击俱乐部》里，泰勒用枪指着那个杂货店老板的头也问过这样的问题。那个中年人哭哭啼啼的说他想当一个兽医，而当时刘博士就算用迫击炮对准我的脑袋，我估计也依然说不出我内心到底想干什么。
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，主教学楼只有两层，一层是低年级，二层是高年级。每当课间活动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就在院子里滚铁环丢沙包，而高年级的同学就在楼上潇洒的看着我们。那时候我就想，有一天我也要站在楼上，俯视下面的芸芸屁孩，那多酷阿多优越阿多高人一等阿。后来等我成为了高年级的一员，站在楼上，每天却只想从上面跳下去。我才明白那时候他们之所以看着我们，只是因为除此之外就没什么事情可干。
我很羡慕两种人，一种人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，他们前脚踏进社会，后脚就准确的知道该迈向何方。他们随身携带着GPS，在社会的地图上永远不会走错。他们不会思考什么狗屁自我觉醒这种十足尿憋的问题，在他们眼里看来，有那种时间还不如多研究一款股票。就像鲁迅说的那样：梦是好的，否则，钱是要紧的。于是他们活得很快乐。还有一种人更不会考虑这种问题，他们只知道及时行乐，永远不知道下顿饭在哪里，他们活得也很快乐。在丽江的时候，我曾经遇见了《
新周刊》的社长孙冕，老头一大把年纪了，在酒吧又唱又跳，一会兴致高昂的吟诗一会又醉醺醺的写书法。一晚上左边搂着一个美女，右边抱着一个美女，大腿上还坐了一个美女，乐得眉开眼笑。记得当时洪启跟我说这就是人生的境界，我那时候想，鸡巴境界，寻欢作乐也是人生境界？我开始上纲上线的认为，一个人不用承担什么责任，不需要寻求什么价值，都可以这样。后来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心底其实羡慕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。我否定它，只是因为我做不到。
年轻的时候总是在一些问题上过于执着，比如自己究竟想干什么，想又想不明白，活得垂头丧气，就像一滩泥巴。而与此同时，另外一些人却把生命当纸钱一样烧了。就像那些垮掉派，成天磕药乱搞，开着破卡车到处穷混，最后年轻轻的一个个都嗝屁了。我们觉得他们没孝敬过爹妈，没贡献过社会，没报效过人民，活得真失败阿。但是每个人心里又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啪的给秃顶的上司一个嘴巴，然后冲出写字楼，随便跳上一辆火车就去做浪客剑心。我们一边用大道理否定他们的人生观，一边又滴答着口水希望参与这样的人生。在电影《
燃情岁月》里，那位衣冠楚楚的大哥在弟弟的坟前不无惆怅的说：我遵循一切法则，人的，神的，而你丫什么也不遵循，每个人却都喜欢你。
这让我想起了黄沾，这位老头顶着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光环，却到处吃喝嫖赌，为老不尊。一辈子填填淫词，唱唱浪调，偶尔还拍一些诸如《
带你嫖韩日》之类的励志电影诱骗青少年。满脑袋学问却从不装B，一肚子才情尽付诸A片。小时候在录像厅看《
喋血双雄》，记住了里面那首动人的插曲，后来知道那首歌叫《
随缘》，作词的就是这位已作古的老兄，里面有两句让我一直念念不忘：
人生，过路客不说唏嘘。
人间，我和你不过寄居。
